李鴻章的三十萬盧布

2003年，中國的電視台拍了一部描述清末朝廷的連續劇「走向共和」。劇中將時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塑造為憂國憂民，盡心竭力抵抗西洋列強侵略的民族英雄。

與電視劇的內容不同，歷史真正的情況是，在前帝俄皇室的冬宮中，至今仍保留著一張李鴻章領取了十七萬盧布的收據。
一八九六年，帝俄為了租借大連、旅順兩港，以及在中國東北蓋鐵道的權利，不惜花三十萬盧布賄賂當時的中堂大人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這十七萬盧布便是三十萬的其中一部份款項。

李接受賄賂時的正式官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及文華殿大學士。清朝沒有宰相的制度，李鴻章當時的官位已是朝中第一權臣。一國的首輔大臣，竟可以被外國政府用金錢買通，簽下喪權誤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此王朝豈有不滅亡的道理！

台灣目前也有不少李鴻章之流的賣國高官。例如，負責國家安全要務的國安會主委蘇起的老婆，現正忙著在中國做生意，代表台灣去和中國談判的江丙坤，他的兒子目前也在北京開公司。說穿了，蘇起老婆也好、江丙坤的兒子也好，其實都是在對岸接受中國賄賂的白手套。老公和老子在台灣賣國，老婆和兒子則在對岸接受中國賄賂。只不過，有了李鴻章的前車之鑑，他們現在都學聰明了。他們不會笨笨的去簽名收匯款，而是用公司的營業利得做幌子，將所有的賣國款項洗成合法收入。

1911年，李鴻章收受賄款後的第十五個年頭，清廷終於滅亡。台灣目前參與賣國的大官人數與利益輸送的總金額，絕對不會輸給一百一十年前的大清帝國。照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台灣到底還有多少存活的時間？

沒有抗爭就沒有轉型正義

2009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滿二十週年。
簡化的歷史回顧讓許多人都以為，圍牆倒塌後東德就跟著民主化，然後「轉型正義」便自然而然的發生完成。表面上看起來相當理所當然的事情，背後的事實卻往往沒有這麼簡單。
就如同沒有抗爭就沒有民主的道理一般，當年的德國人民如果沒有持續抗爭，德國會許就不會有轉型正義，即便德國已經民主統一亦復如此！

STASI為前東德秘密警察「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icherheit」的德文簡稱。SATSI總部位於柏林，裡面保存有冷戰時代所建檔，共六百萬人份的秘密資料。

1990年八月二十日，柏林圍牆被推倒後的第十個月，東西德政府簽訂和平統一條約(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由於新條約的內容並未提及STASI秘密檔案的處理事宜，所以東德政府人士決定趁此時機，將所有資料送入國家檔案庫，然後長久封存。東德政府的企圖曝光後，引起反對運動人士的憤慨。

1990年九月四日，二十多名憤怒的東德民主運動人士，潛入並強行佔據柏林的STASI總部。他們一面在總部內展開絕食抗議，一方面要求STASI的安全資料須全面公開，並且交由另行成立的專責單位全權管理。
反對人士的佔領和絕食行動持續傳遍東西德各地，獲得越多民眾迴響，不管是民主的西德政府，或是曾經用秘密警察監控人民的東德政府，開始感覺到他們已不可能逃避處理STASI的相關問題。1990年九月二十八日，官方終於接受抗議者的要求。1990年十月三日，統一後的新德國政府成立Office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Preserving the Records of the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of the GDR 專責管理STASI檔案。

由於STASI資料的公開，才得以讓舊時代秘密警察的惡行惡狀接受人民檢視，得以讓迫害無辜民眾的人無所遁形，德國的轉型正義也才得以順利完成。

1990年九月，柏林圍牆早已倒塌，東西德也已經決定民主統一。但若沒有佔領STASI總部的抗爭行動，即便國家已經民主化、法治化，那些在專制時代迫害無辜的罪行仍無法揭發，惡棍們將繼續逍遙法外，轉型正義永遠無法實現。
（照片為舊STASI總部大樓，如今已改成博物館）

熱愛台灣的新加坡英國官員

和國民黨一樣，新加坡政府也常被人家拿來和「專制」兩個字相連在一起。
不過，稍事比較一下，新加坡政府其實還是比國民黨文明許多，街道的命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台灣，幾乎每個鄉鎮都有一條中山路、中正路，甚或是甚麼經國路。但在新加坡，則沒有所謂的「光耀路」，也不見「顯龍路」。
沒有顯龍路或是光耀路，不過倒是有許多以其他人名為稱號的街道，例如文慶路、余東旋路、芳林路以及必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
余東旋、章方林和林文慶都是新加坡早期的慈善家，Pickering則是十九世紀的華人保衛司官員。
將街道的冠名留給慈善家而非當權者，這種格調的確是比那些千篇一律，浮濫命名「中正路」、「中山路」的國民黨徒們高尚許多。
Pickering街的出現和台灣有一些淵源。
William A. Pickering是英國人。1863至1870年間，Pickering活躍於台灣及福建沿海地區。他曾是船員、海關和怡記洋行的樟腦商人。Pickering還是一名探險家，曾多次進出台灣山地，與原住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Pickering熱情於學習語言，他能讀寫當時的北京官話，豐富的台灣經驗，更讓他講得一口流暢的福佬話。
1870年，Pickering於台灣感染痢疾，在打狗經熱帶醫學之父Patric Manson的悉心治療，康復後返回英國修養。居留倫敦期間，Pickering與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
的Harry Ord相遇。Ord相當訝異，身為一名英國人，Pickering竟能同時熟悉多種中國南方地區的語言。
當時的新加坡，有著為數眾多的中國移民，以及隨著中國移民一起過來的各地幫會。幫會活動讓新加坡的治安當局相當困擾。然而，由於殖民當局的英國官員大都不闇移民們的語言文化，所以無法找出有效對策。
驚豔於Pickering過人的語言能力，Ord於1872年聘任Pickering至新加坡。
Pickering到任後，沒有讓Ord失望，憑著自己過人的語言能力，隨即對當地治安做出貢獻。1877年，Pickering升任華人保衛司Chinese Protector，專司保護華人移民免於受黑社會幫會的欺負。

馬政府的內亂外患罪嫌

有民間團體正打算以刑法第一百三十條「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告發馬政府在八八期間的中多荒腔走板表現。
馬政府的確該被追究法律責任，但這些法律責任應是涉及叛國行為的「內亂外患罪」，而非只是單純的「廢弛職務」。
八八水災之所以會出現這麼多的犧牲者，最主要是在於馬政府拒絕在第一時間啟動救難機制，延誤七十二小時的黃金救難時間所致。有眾多跡象顯示，馬英九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動員就難，且拒絕外國救難單位的協助，其實是因為馬英九想討中國共產黨歡心，為中國解放軍製造「救災」藉口，讓解放軍得以登陸台灣，最後達到實質佔領的目的。
如果要追究法律責任，從馬英九這種不惜犧牲同胞性命，也要為敵國軍隊製造入侵藉口的行為來看，this man犯下的絕對是內亂外患的叛國罪刑，而非只是單純的「廢弛職務」而已。

高原上的黑死病

這是在帕米爾高原布崙口附近所拍攝的照片。
因為青海在2009年七月發生了黑死病，所以又想起2002年拍的這張照片。

當年車子行經布崙口一帶時，發現遠方的亂石堆中有一些不明生物在活動。這些生物有時奔跑，有時跳躍，時而靜靜的站在石頭上凝視遠方。
我們向司機先生請教，那些動物是狐狸或野狼的同類嗎？
司機先生回答，那些動物的名稱叫做「旱獺」，在這一帶時常可以看到。

我們一車四名乘客，雖然或多或少都會講普通話，但仍沒有人知道所謂的「旱獺」到底是甚麼樣的生物。
經過一番不得要領的討論，最後還是從行李中翻出一本小型的中國版漢英字典，查閱後才知道原來所謂的「旱獺」就是marmot，也就是台灣話的土撥鼠。
開著Toyota LandCruiser的司機繼續說，「旱獺」身上有傳染病，不是很乾淨，所以當地人很少吃牠們。即便是真正餓到非對旱獺下手不可時，也是先在遠距外想辦法殺死牠們，待旱獺身上的鼠蚤自行退去後，再將死旱獺料理來吃。
與鼠蚤有關的傳染病？司機先生說的，應該就是那個曾經殺死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吧！

根據書上上記載，鼠蚤只棲息在有體溫的動物身上，一旦動物死亡體溫下降，鼠蚤就會離開死屍去尋找下一名宿主。由此觀之，帕米爾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確是蠻有生活智慧，知道如何躲避被感染黑死病。

以前，居住在東西伯利亞的滿州原住民，一旦發現住居附近出現整窩病奄奄的土撥鼠，他們就會驚覺事態嚴重，連夜撤離該地，避免誘發鼠疫的流行。
可是後來從中國移民過去的漢人就沒有這種智慧。「白目」的漢人一發現到整窩病奄奄的土撥鼠，通常都只會認為那是上天賜給他們打牙祭用的美食。漢人通常會欣然的將整窩土撥鼠烹煮來吃，其結果之悲慘淒涼自是不在話下。

這次在圖伯高原上爆發的黑死病（鼠疫），據說也是源自於高原上的「旱獺」。只不過，此番闖禍的並非「白目」的漢人，而是一樣不懂事的小狗們。
據當地官方的說法是，小狗吃了野生的土撥鼠而感染鼠疫和鼠蚤。狗主人在照顧病狗和處理狗屍體時，又從狗身上感染到鼠疫，然後進一步在當地造成流行。

這次的疫區是在青海湖南岸的「海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湖因為中國當局的過度開發，近年來湖水面積已大幅減少，當地的生態還環境當然也因此出現變化。

較令人擔心的是，未知這次的黑死病蔓延，是單純的偶發事件，抑或是大自然反撲的啟始！

東突厥斯坦的三張照片

這是2002年在東突厥斯坦旅行時所拍攝的照片。前面兩張的拍攝地點在喀什市區Kashgar，第三張則是在海拔3900公尺高的帕米爾高原上。
喀什是中國的邊疆大城，是中國鐵路網的西線終點。中世紀時期，回紇人（Uyghur另譯維吾爾）在中亞建立喀喇汗王國（Kara-Khanid Khanat又譯黑汗王國），喀什曾經是客喇汗王朝的首都。
喀什的居民有九成是回紇人，漢人的比率約只有八至九個百分比。
第三章照片的拍攝地點在帕米爾高原。該地是吉爾吉斯（Kyrgyz or Kirghiz）牧民們的聚落，鮮紅的大字就寫在吉爾吉斯小朋友們的小學圍牆上，相當招惹路人的視線。
以前曾開車經過美國的原住民保留區，看得到的招牌不外乎是加油站或是大賭場。類似這種強調「民族團結」或是「反對民族分裂」的標語牌，則從沒有出現過。
同行前往帕米爾的一位英國朋友認為，在吉爾吉司人的小學圍牆上，用鮮紅大字書寫「少數民族離不開漢人」一類的字眼，根本是露骨的侮辱威脅。
外人無法得知當地不同民族間的互動情況，不過從滿街都是「加強民族團結」之類標語來看，平和的表象下，應該還是有許多暗潮洶湧才對吧！
在台灣原住民部落工作的那段時期（1999-2000），我也從沒在當地看過那種標語。倒是在某些被遺忘的角落，在人們堆放垃圾，或是狗畜習慣便溺的地方，還可發現一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是「反共必勝、建國必成」之類的標語。
2009年六月，烏魯木齊終於發生了回紇人的抗暴事件。對於亞洲內陸五千公里處的不幸事件，外界人能著力之處或許相當有限。不過還是期待，全世界的人都能從此事件獲得警惕，在高度經濟成長背後，中國這個信仰霸權的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可能帶來的災禍。

村上春樹的1984賣到缺貨

村上春樹的全新長篇小說1Q84（日語發音的1984）在日本上市不到數天即被搶購一空，目前已呈全面缺貨狀態。出版商新潮社表示，以目前的狂銷速度，可能加印也趕不上消費者的需求！
1Q84分上下兩冊，於五月二十九日上架，上市的第一天就賣掉三十四萬套。六月三日，上架不到一個禮拜，就已經全部賣完。令人稱奇的是，狂銷的不只是1Q84這套新書，連往年的名著「挪威的森林」的銷售量竟也因為新書的狂銷而跟著再度上揚。
村上春樹在日本的走紅，其實頗有「出口轉外銷」的跡象可尋。
以往，村上即便在日本出名，但其文壇地位與其他宗師級作家，如司馬遼太郎等人仍有相當差距。但隨著近年來諾貝爾得獎呼聲的增高，以及年前在耶路撒冷公開責難以色列軍隊在迦薩走廊的暴行等國際新聞，都讓他在日本國內的知名度大大提昇。連帶著也讓他的新著作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佳績。
當然，做為一名創作者，實力才是最終極檢的驗標準。一個昨家如果寫不出讓人感動的著作，即便有再高的知名度，遲早會被人看破手腳，不出多久就會遭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