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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健康環境在WHO的評等中，長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所以其實不用為一個媚支藝人的個案向世界證明、或是澄清甚麼。 日本目前醫療改革的重點是放在，如何讓醫療從業人員不會因為過勞而提早結束職業生涯，讓優質的醫療環境可以永續發展。 從2024年開始，日本的厚生勞動省主導推動“醫療的勞動改革、医療の働き方改革”。顧名思義，改革的重點就是放在改善醫護人員的勞動條件，不讓醫療人員陷入慢性化的過勞，不讓醫療的人力因此受到傷害，讓日本的優質醫療可以永續發展。 例如，為了不讓醫師過勞，2024年的新規定是，醫師每個月的加班時間不得超過100小時，每年不得超過960個小時。 以加班時間每月不得超過一百小時來算，意即住院醫師即使每天準時上下班，總值班次數就是每月不得超過八天。但因為醫師即使不值班也不可能準時上下班，所以總值班次數每個月的上限可能就是5到6班而已。 配合醫療的勞動改革，日本厚生勞動省2024年就推出系列政令廣告，告訴日本的民眾，為了減少醫療人員的加班時間，請盡量在上班時間看病拿藥，不要動輒使用救護車或急診，建立家庭醫師（かかりつけ医）制度、、等。 台灣的醫療已經超越日本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當人家已經全面為醫療人員和病患找尋永續的雙贏之道時，台灣還陷入醫療人員是否適用勞基法，是否具備基本的勞動人權的前現代思維中！ 圖一，日本是長期名列前茅的優良健康國家。 圖二與圖三，為了配合醫療勞動改革所作的公益廣告。

這是日本時代台灣鴉片成癮人數的統計圖。鴉片成癮者從早期的17萬人不斷減少，直到1940之後漸次消失。 統計圖亦證明了，中國人污衊日本在台靠賣鴉片賺錢的說法。如果日本真有心在台灣賣鴉片賺錢，應該是讓更多台灣人吸食鴉片，而不是努力降低鴉片成癮人口才對。 不過，即使日本人沒在台灣靠賣鴉片賺錢，並不代表其它政府就不會靠毒害自己同胞來賺錢。例如，中華民國就是典型靠賣鴉片給自己同胞賺大錢的惡劣政府。 1918年，官拜中華民國少將的杜月笙在上海開設“三鑫公司”，主要業務就是承擔鴉片運輸保險，同時也壟斷上海市的鴉片商業。 三鑫公司靠賣鴉片毒害中國同胞賺大錢。全盛時期，三鑫公司的營收甚至相當於政府稅入的三分之一。 在政治力的掩護下，中華民國這種毒害同胞賺大錢的事業一直維持在鼎盛狀態。 將中國人從煙毒氾濫的困境中解救出來的，反而是來自國外的日本軍人。 1937年8月12日，中國軍隊挑釁日本失敗後，上海市遭到日本軍佔領，包括杜月笙在內的國民黨勢力也被一掃而空。靠國民黨撐腰的三鑫公司從此走入歷史，中國人才終於擺脫被自己政府毒害的悲劇。 圖一，日本時代鴉片成癮者人數的變化。 圖二，上海三鑫公司位於新樂街上，如今已被改建成奢華酒店。

這是由前衛出版社所出版，杜祖健博士所編寫 、“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作者George Kerr先生的傳記----島國知音。 “島國知音”一書的第三章節由已故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蕭成美醫師所撰寫，敘述他苦心保護George Kerr 所蒐集的228大屠殺史料，直到後來捐給台北228紀念館的過程。 除了參與撰寫George Kerr 先生的傳記，蕭成美醫師也是Formosa Betrayed 一書的日文版譯者。 蕭成美醫師（1926~2022）因為成長於日本語和日本文化的時代，對於日本語和日本文化有深厚造詣，所以自稱是“日本-台灣裔”米國公民，以示自己的國籍、文化認同，以及出身血統。 蕭成美醫師就讀於台北二中時，就與台北三中的辜寬敏等人加入文藝社團<杏>，從事日本語文學的創作、賞析。二中畢業後，蕭成美進入彼時台灣最優秀的學府“台北高等學校”，以及戰後的“台大醫學系”就讀。 蕭醫師後來和中學、台北高校、台大時期的友人辜寬敏的姐姐，也就是辜顯榮的女兒辜秀治女士結婚，成了鹿港辜家的女婿。 蕭醫師的父親為蕭振瓊先生。蕭先生為國民學校校長，因為夫人早逝，所以戰後又與當時甫自日本歸台的帝展日本畫nihonga畫家陳進女士再婚。 就親屬關係而言，蕭成美醫師為陳進女士的繼子，陳進則是敕任貴族院議員、慈善家philanthropist辜顯榮的親家，雖然當時辜顯榮已經過世多年。 圖一：George Kerr先生的傳記“島國知音” 圖二：<杏>會成員合照，前排左起第一人為三中學生辜寬敏，第二人為二中學生蕭成美（津田勤子2019） 圖三：陳進女士1934年入選帝展的作品“合奏”

1902年2月14日，時任台灣總督的兒玉源太郎在日本國會對議員們做出如下的一段報告： 、、之前已經講過，砂糖是台灣最有潛力的產業，但因為栽種甘蔗的品種不良、農民們沒有施肥的習慣，再加上壓榨的方法粗糙、造成無謂的浪費，所以目前每年只有三百萬元（三萬噸）的產值。 如果我們能改良種苗，改進壓榨設備，預計每年應該可以增加到兩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的產值。 也就是說，劣等的甘蔗品種，不好的肥料，落後的榨汁技術，使得目前的產能只有預估的十分之一、、、 以上是兒玉源太郎1902年在日本國會針對台灣糖業所做的發言。但當時的兒玉源太郎不知道的是，他其實還是低估了台灣的糖業潛力。 1902年，台灣砂糖產量是3萬噸。然而，在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以及新渡部稻造等人的努力下，1905年增加到8萬噸。之後持續成長，1936年突破100萬噸，1938年更增加至最高的141萬噸，遠超過兒玉源太郎當初預估的年產三十萬噸產量。 台灣糖業的大躍進成果當然不是憑空出現，除了品種改良和肥料的使用外，企業家們投入大量資金興建新式糖廠也是重要原因。 日本時代，那些勇於投資新事業的企業家是促進台灣進步的大功臣，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的台灣人在回顧日本時代的歷史時，卻常刻意忽略他們的存在，反而只片面強調抗日分子、文化協會，或是台灣民眾黨等對台灣產業貢獻相當有限的一群人。 最後附帶一提，1945年台灣被中國政府佔領之後，糖業一直無法回復日本時代的盛況。戰後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1977年的106萬公噸而已，和戰前的年產141萬噸，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圖一，台灣畫家KCN筆下的兒玉源太郎。 圖二，舊五千元日幣與新渡戶稻造頭像。

台灣人在戰後常用“狗去豬來”來形容本島的政權交替。 狗去豬來並不是隨便說說，而是有典故可循的。 日本戰前有一部相當有名的愛國漫畫のらくろ（野良黑）從軍記。 故事的內容是，一隻叫做野良黑的流浪狗參狗國的軍隊，出去和外國打仗的故事。 在野良黑漫畫中，狗國就是當時的日本，山羊國是蒙古，熊國是露西亞，至於豬國當然就是中國。 野良黑漫畫在戰前的日本，包括台灣都很有名。用野良黑的時空來看台灣，日本政權換成中國政權，正好就是典型的“狗去豬來”。 圖一：從軍的流浪黑狗野良黑。 圖二：沒錄用的豬國兵，只顧吃東西，都不認真打仗。 圖三：野良黑戰後不打仗，改賣鬧鐘。

米國第28屆總統Woodrow Wilson 可說是二十世紀最糟糕的政治人物之一。 Woodrow Wilson 在1918提出的“民族自決”幾乎就是造成20世紀數以億計生靈塗炭的亂源。 一次世界大戰後，Wilson 提出了所謂民族自決的說法。結果就在此“民族自決”的大纛下，無數不知民主法治為何物，不知契約精神代表甚麼的民族，紛紛以民族自決的名義成立獨立的新國家。然後很不幸的是，這些沒有民主法治觀念，也不遵守契約精神的新國家，不是成了專制獨裁的政權，就是鼓動戰爭，甚至啟動種族屠殺的流氓國家。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地區，這些在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故土上紛紛獨立的新國家，結果只是成了20世紀的火藥庫，戰亂和種族屠殺持續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米國第47任總統川普在日前提出整合米國、格陵蘭、加拿大，以及重申巴拿馬運河的主張。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川普是在重拾擴張領土的“帝國主義”的主張，但從民主法治與國際和平的觀點來看，卻全然不是如此。 從過去百年的歷史來看，Woodrow Wilson 在1918年提出，缺乏民主法治與契約精神做共識的民族自決，最後只是製造更多戰禍，甚至間接促成種族大屠殺而已。 在走過20世紀的戰亂之後，或許人們可以開始去思考，促進國際和平的手段，應該是基於民主法治與契約精神的國際整合，而非沒有民主價值的所謂“民族自決”！ 附圖：沒有民主法治做基礎的“民族自決”，只會成為世界的亂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