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仁健觀點》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救援

作者  管仁建

對台灣史有點興趣的鄉民們，一定聽過「左派」這個政治名詞。法國大革命時，代表第三階級的激進山嶽派和雅各賓黨成員，開會時總坐在主席左側，溫和的斐揚派則坐在右側。逐漸成為傳統後，議員們會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而分坐左右兩側。因此自19世紀起，提到「左派」就是在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改革派。

台灣從日治時代至戒嚴時代，反抗外來專制政權的本土力量裡，甚至到今日的民進黨裡，左派從未缺席，但也從來就不是主流。甚至每隔一段年日，留在體制內的溫和力量，仍會被視為激進，因而主動、被動或雙方互動下分裂、出走甚至流亡。

台灣是移民社會，似乎人人都有老闆夢，左派在台灣難有市場。除了叛變歸順的蔡孝乾等能得善終，日治時代反抗殖民體制的左派如簡吉等人，被異族殖民政權最多就是被囚禁個幾年，戰後卻被更殘酷的國民黨殘殺殆盡；流亡至中國的如謝雪紅等人，文革時也沒好下場。

因此長命百歲的歐吉桑史明，在生日這一天，受到他一生在努力推翻的當權者中華民國總統來為他祝壽，這個結局簡直是比傳奇故事更傳奇。2017年11月5日《新頭殼》報導〈百歲生日會！史明希望蔡英文帶領台灣人作主來努力〉：

「60餘個海內外台派社團今（5）日於凱達格蘭大道舉行『史明歐吉桑生日分享會』大型慶祝活動，為本月9日將迎接100歲大壽的台獨運動先驅史明慶祝生日。總統蔡英文下午5時將現身祝壽，史明活動前受訪，稱讚蔡英文是個人才，希望蔡總統帶領台灣「走群眾路線」，為台灣人作主來努力，現在就是很好的時機。

生於1918年11月9日的史明，畢生推動台灣建國運動、著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等著作，海內外60餘個社團下午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辦百歲生日會，現場還有小英志工會成員在現場發放豬腳麵線和壽桃，分享史明百歲生日的喜悅。」

2014年本魯很意外地獲聘金鼎獎非文學類圖書評審召委，半世紀來金鼎獎一直都是由官方主辦，因此即使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獲獎的書裡也都不會摻有太濃烈的反抗體制元素。那一年正值太陽花學運期間，很意外地龍應台竟找本魯當評審，在評審互選下成為召委後，我們幾位也就替她出了個難題，將歐吉桑的口述史無異議通過為「圖書類非文學圖書獎」，受獎典禮時酒出現了首次金鼎獎得獎者拉布條的畫面。如同本魯在頒獎後代表評審團受訪時所說：

「管仁健表示，自己在戒嚴時期，就曾閱讀過當時被列為禁書，由台灣獨立運動大老史明所撰述的漢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他認為，書中雖然有許多內容不符合歷史敘事的標準寫作筆法，卻是首部撰寫台灣人立場的通史。除了讓管仁健在封閉的戒嚴時代，可以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難得史料，更開啟了他另一套思維模式，可以從這塊獨立的土地去看台灣的歷史。如今，有一群年輕人甘願費時費力組成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將史明為什麼會堅持走向台灣獨立道路的脈絡、思想，編撰成長達近一世紀的人生故事，讓青史流芳，實為難得；而現今高齡97歲的史明，口述思緒清晰更不簡單。當管仁健閱讀完《史明口述史》，再回過頭來看史明當年流亡日本，不因時勢混亂中斷研究，堅持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書寫背景時，就覺得特別感動。」

可是感動歸感動，如同毛澤東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然不會有賓主盡歡的那一刻。我們這些四、五年級生的文史工作者，當年必然受過史明的啟蒙。然而這就像我們一定也受過李敖的啟蒙一樣，有感恩，有欽佩，但對於他們在人情義理上的某些盲點，仍是無法不質疑的。文史工作者陳銘城說：

「1983年1月3日清晨，擔任文化學院政治系主任的盧修一，在台北市麗水街家中被捕……陳郁秀說，她在下雨天撐著傘，手抱小兒佳德，兩女兒佳慧和佳君各拉媽媽的裙角，一起去仁教所面會盧修一。二歲的兒子盧佳德玩濕衣服，換穿爸爸的上衣，臨走前，竟然跟爸爸盧修一說：『爸爸，為什麼，每次，都是我們來找你玩，為什麼你都不來我家玩？」說完之後，只見盧修一抱著臨別的妻子陳郁秀哭，他又是被兒子的童言童語弄哭了，沒兒女的史明哪裡會知道這一點，他只想宣傳自己的『獨台會』和理念。

我記得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曾說過：『我們宣傳台獨，一面會陷害人於險境，我們右手宣揚台獨，但左手做台灣政治犯救援工作。』100歲的史明和《台灣人四百年史》讓人尊敬，但是他害很多人被抓和坐牢，卻沒去參與救援。當在台的連絡者被抓時，史明自己在海外常急忙承認這些人是獨台會成員，害不少人因他而坐牢者，沒聽過他和獨台會救過哪位政治犯。

我很早採訪他，但沒捧100歲史明生日，卻寫這樣的文章，是為鄭評案、徐美（作家陳列的岳母）案，還有史明聲稱與自己有關的政治冤案，說個不一樣的觀察，別再把台獨左派的史明當神了。就我的知道，鄭評案的黃坤能（無期徒刑）等不少人就不認為如此……」

陳銘城當時是《自立晚報》的記者，本魯也認同他的質疑。其他在日本與美國的台獨運動者都是教授，不然至少也是博士，都只是些「海外假日革命家」而已，會幹這種蠢事也就罷了。但史明是來自革命聖地延安的專業共產黨員，同志只是被捕，尚未確認罪行時，竟然就先在海外公開承認雙方有工作關係。

革命固然是歷史，但人情義理也是歷史。史明當時就算不救援，也不該為了宣傳，對在島內遭兩蔣鷹犬迫害的同志落井下石，在海外保持沉默，甚至否認都好。不然講白一點，歐里桑這麼有種，就不要躲在日本，戒嚴時代可以勇闖台灣，讓大家見識一下歐里桑的建國大智大勇，不要只在安全地帶說風涼話。「死道友不死貧道」的領導者，也沒資格繼續賴在神壇上。

除了盧修一案，陳銘城提到的鄭評案，史明也存在著極大爭議。鄭評1927年生於高雄，家境貧苦，北上後住在士林，在北投長老會聚會並擔任執事，認識了台獨運動者廖文毅的表兄弟林義昌牧師。1971年10月兩人一起赴日參加「基督教反共聯合會」，因此結識史明，參與獨立台灣會活動，並且學習政治和游擊戰課程。回台後組成「台灣獨立革命軍鄭評小組」，1973年5月被捕，1974年4月判處死刑，8月11日遭槍決，黃坤能等三人則遭判無期徒刑。

鄭評妻子早逝，文史工作者李禎祥訪談黃坤能後得知，鄭評的次子鄭遷進受牽連入獄，根據判決書與同案七人被「另案處理」，日後失聯而不知下落。女兒不管找什麼工作，都被警察刁難而失業，最後受不了打擊而發瘋。長子鄭遷生則淪為遊民，另一位文史工作者枝伯（林樹枝）則說：

「1997年，鄭評的大漢好生鄭遷生當街友，又罹患了肝癌急須救援時，我拜托這位所謂的偉大的革命導師，請看在鄭評份上，救救鄭遷生，但他竟不理不睬，這是什麼『革命者』？」

革命不會是請客吃飯，革命當然也不該淪為起壇造神。歐里桑一生為了革命，他的理念、犧牲與堅持，我們應當尊敬並效法。但是對於革命過程中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無辜受連累的眷屬，我們文史工作者不能視而不見的。總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救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