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台灣的英國殖民地官員

和國民黨一樣，新加坡政府也常被人家拿來和「專制」兩個字相連在一起。 不過，稍事比較一下，新加坡政府其實還是比國民黨文明許多，街道的命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台灣，幾乎每個鄉鎮都有一條中山路、中正路，甚或是甚麼經國路。但在新加坡，則沒有所謂的「光耀路」，也不見「顯龍路」。 沒有顯龍路或是光耀路，不過倒是有許多以其他人名為稱號的街道，例如文慶路、余東旋路、芳林路以及必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 余東旋、章方林和林文慶都是新加坡早期的慈善家，Pickering則是十九世紀的華人保衛司官員。 將街道的冠名留給慈善家而非當權者，這種格調的確是比那些千篇一律，浮濫命名「中正路」、「中山路」的國民黨徒們高尚許多。 Pickering街的出現和台灣有一些淵源。 William A. Pickering是英國人。1863至1870年間，Pickering活躍於台灣及福建沿海地區。他曾是船員、海關和怡記洋行的樟腦商人。Pickering還是一名探險家，曾多次進出台灣山地，與原住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Pickering熱情於學習語言，他能讀寫當時的北京官話，豐富的台灣經驗，更讓他講得一口流暢的福佬話。 在台灣經商時，由於滿大人蠻橫不法，常藉故刁難必麒麟的商業行為。必麒麟後來為了避免被滿大人騷擾，於是隨身攜帶英國和清國簽訂的「天津條約」副本在身上。遇到滿大人藉故刁難時，他就拿出天津條約，告訴滿大人說，他有權利在台經商，而且這個權利是滿清朝廷簽條約答應好的。 1870年，Pickering於台灣感染痢疾，在打狗經熱帶醫學之父Patric Manson的悉心治療，康復後返回英國修養。居留倫敦期間，Pickering與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 的Harry Ord相遇。Ord相當訝異，身為一名英國人，Pickering竟能同時熟悉多種中國南方地區的語言。 當時的新加坡，有著為數眾多的中國移民，以及隨著中國移民一起過來的各地幫會。幫會活動讓新加坡的治安當局相當困擾。然而，由於殖民當局的英國官員大都不闇移民們的語言文化，所以無法找出有效對策。 驚豔於Pickering過人的語言能力，Ord於1872年聘任Pickering至新加坡。 Pickering到任後，沒有讓Ord失望，憑著自己過人的語言能力，隨即對當地治安做出貢獻。1877年，Pickering升任華人保衛司Chinese Protector，專司保護華人移民免於受黑社會幫會的欺負。 Pickering晚年寫了一本叫做"Pioneering in Formosa "的書在英國出版。書籍出版時，台灣已經被納入日本的領土，必麒麟特地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他為台灣割讓給日本一事感到高興，相信在日本的治理下，台灣人會有更好的發展！」 圖一：新加坡的 Pickering Street

圖二：必麒麟的著作"Pioneering in Formosa"

圖三：必麒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