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學生眼中的George Kerr
從台灣總督府留下的公文書中，我們可以知道“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作者George Kerr，戰前曾經在台北高等學校擔任英文老師。但可惜的是，從公文書中，後人還是無法知道George Kerr與學生們互動的情況。
幸好，有位George Kerr 當年的學生在戰後成了小說家，並且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George Kerr 當年在台北高校的教學情形，以及與台灣學生們的交流互動。
以下是小說的描述：
、、、比任何日本人教師更受我們愛戴的是英文教師羅威特先生。這位瘦長的褐色頭 髮美國人,當時大約三十歲左右。由於他專攻日本歷史,所以日語相當流利。他不 喜歡日本學生,卻與台灣學生談話融洽。因爲日本學生有些魯莽的傢伙,在英語會 話課時,搬出日本精神的優越處,迫使這位教師攤牌。遇到這種情形時,他總是聳 聳肩說:
有一個禮拜天,我到古亭町的一家寺院去。那是小小的、古老的寺院,有個 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在那裏。我問她,這寺院是屬於那一宗派（ここは“何しゅう”ですか？）?曹洞宗嗎?還是臨 濟宗?少女想了一會兒。我再問她一次,她回答了。她説:「啊!我知道了,這裏 是台北州。（ここは台北州だよ）」
於是全班爆起了哄笑聲,羅威特老師立刻拿起課本,翻到下一頁 。
我們被虐待的成見頗深,所以與人交往只有兩種區別,不是敵人就是朋友。因 此,對我們表示好意的人,就永不能忘懷。雖然羅威特老師沒有叫我們去玩,我仍 時常和朋友們到他的家去。他高興地歡迎我們,讓我們坐在僅有的兩把椅子上,他 自己則坐在床墊上。他的床上經常放著英日與日英兩本辭典,如果遇到他的話我們聽不懂的情形時,馬上翻開英日辭典,指出單語的解釋給我們看。如果是我們的話 不能溝通時,就拿出日英辭典要我們翻給他看。這是缺少外國語言能力的我們之間最方便的溝通方法。
不過,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我們從來不提。我們並未遲鈍到提出敏感性的問 題, 使他爲難。即使不用語言表達出來,彼此的意思還是可以了解。
有一天,我去拜訪時,
他正在收拾行李。
「我要回美國去。」
「啊?」我不覺叫了一聲。
據說他簽了三年合約,但只執教兩年
「爲什麼突然決定回去?」
「我要回到舊金山擔任大學教師,台灣已經不行了。」
「以後老師不在,我們可就寂寞了。」
「我也會感到寂寞。」他舉起兩手,做出哭泣狀。「不過,以後還會來。 你也
到美國來玩吧。
世局愈來愈緊張. ,以汪精衛爲首的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南進基地台灣成爲日本「不移動的航空母艦」,逐漸將全島要塞化。我想也許是這種不尋常的情況,使 得這位敏感的美國人離去的。
館聚餐歡送他。 支持羅威特老師的十來名同學聯合,在大稻埕一家叫做蓬來閣聚餐歡送他。
在席間他說一輩子忘不了美麗的台灣。大家突然沈默下來。我想起不久前歡送年輕 的東洋史老師入伍的情形。與其説,那是失去一位同情者的悲哀,不如說是對於否 定侵略戰爭,卻因一張紅紙而不得不上戰場的他的矛盾感到可憐。換句話說,他到 底也是日本人,而只要是日本人,與我們之間就註定有一道不能跨越的命運之線。
然而,羅威特老師和我們卻是以人與人的感情連繫著。
「老師,唱台灣歌怎樣?」
「好的。」
一位同學拿起叫做弦仔的胡琴來拉。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花
無人看見冥日怨嗟
花謝落地不再回
大家隨著胡琴聲唱起來。胡琴再度返覆同一歌曲,於是漸唱漸激動起來。 激動的不只我一個人而已,聽聲音就知道了。我也看見一位同學眼淚簌簌掉下來。
唱完後,雖然響起了拍手聲,我卻眼睛迷濛,淚水幾乎要滾落。
雨夜花」是把女人的美麗與短暫,以雨夜被風雨吹打凋落的花爲喻而唱的, 那甜美而哀怨的旋律,老早就受到台灣民眾所喜愛。然而,中日戰爭開始,台灣人 被侵略中國大陸的日本人征用爲搬運槍彈的軍伕後,有個日本人以此曲配上日文歌 詞,改爲「榮譽軍伕」歌。
肩上繫紅帶的榮譽軍伕
我們以日本男兒為傲唷
當局為使這首歌普及而積極推動,但愈推動,原來的歌詞「雨夜花」愈風靡全 島,後來連日本人之間也流行起來。因此,當局連忙禁唱此歌。懷著被迫向同一祖 先的大陸同胞對抗的台灣人的悲哀唱這首歌時,我們每位同學都感到心痛欲裂。
也許是受到我們的感染,羅威特老師的無框眼鏡也朦朧模糊起來。
「好哀怨的歌,我也想哭了。」他喃喃說。
宴會結束後,羅威特老師單獨先回去。因爲我們聚會的事要是傳出去,對大家 都不方便。我們留下來,在胡琴伴奏下,重新唱「雨夜花」。唱著唱著,大家忍不
住滿懷悲哀,揚聲哭起來。
羅威特老師離開台灣,從橫濱搭船回美國後,不知誰先傳出的,説他是被當局驅逐出境的。
暑假回台中鄉下時,發現連我唸過的小學也成爲兵營了。到處瀰漫著緊張氣氛,甚至埋首準備投考東大的我,也感到有什麼事漸漸逼近。
聽到日本宣佈「大東亞戰爭」消息時,我正在開往日本的船中。、、、、
附圖：George Kerr 在台時與學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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