夠文明的法治社會才會有偵探小說

個人習慣稱之為偵探小說、有人稱之為推理小說，也有人稱為犯罪小說。但不管名稱如何變化，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偵探小說並不會憑空產生，社會不夠發達，法治沒有建立，就不可能會有本格的偵探小說產生！

不管是在古代或是現代的中國人治社會，都不會有本格的偵探小說出現，只有講究法治，講究證據，講究獨立審判的現代化社會，才會有偵探小說。

偵探也好，推理能力也好，在人治的社會裡面都不可能受重視。因為，不管推理如何完美，證據如何確鑿，可能最後還是抵不過大官府的自由心證。

包拯也好、施不全也好，甚至九品芝麻官包龍星也好，他們故事的高潮其實不是在如何推理或偵辦案情。這些故事最具張力，也是高潮迭起的地方，往往是描述他們如何與人治社會的特權對抗，而非案情的推理與偵探本身。

當法律和法治在社會上有基本的公信力的時候，人們才會對偵探小說有興趣。當證據和法律不會被大官府隨意推翻時，偵探的地位才會受到重視，人們也才會對衍生的偵探小說有興趣。

由於偵探小說是代表社會進化與法治確立的產物，所以當前衛出版社於2023年6月翻譯出版台灣第一篇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就是一件值得所有台灣人一起關心的大事！

「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連載於「台灣新報」上的故事，也是第一篇以台灣社會為背景寫成的偵探小說。

1898年雖然只是日本領台的第三年，但「艋舺殺人事件」這篇故事的出現，代表當時的台灣已經具有現代化法治社會的雛形，所以偵探故事和犯罪推理，才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由於後來台灣的法治社會越臻成熟，所以人們對偵探小說的關心也越來越頻繁，而且不只侷限在使用日本語的社群，甚至連漢文的偵探小說創作也陸續出爐。

漢文的偵探小說創作不只於日本時代持續存在，一直到戰後的1946年，還有醫師作家葉布月所寫的偵探小說「白晝殺人」發表。

非常可惜的是，1947年發生228事件之後，台灣的法治蕩然無存，警察成了國家暴力的象徵，警探更是刑求逼供的代名詞而已。台灣退化成前現代的人治社會之後，偵探小說當然也無可避免的步向衰退的命運！

感謝前衛出版社和既晴翻譯者讓“艋舺謀殺事件”重新問世。因為這本書絕對不只是一本優秀的偵探小說，在這個高達85%的台灣人不信任司法的時代，本書還可以提醒台灣人，提醒台灣也曾經有過一段司法有信用的文明年代，有過偵探專業受到尊重的年代，台灣人不可放棄，要把它追尋回來！